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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法学理论尤其是有关法治基本问题的理论，常常是在超时空的抽象意义上阐述和叙说的，其间隐含着叙说者对法治一般性原理或普遍性规则或规律的探求，也蕴含着对标准化法治模式的期待或敬重。

[[1]]8第二，司法事权说。显而易见，如果党政部门与司法机关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错根盘杂的关系如何能够有效监督？试问，不能理解司法独立的积极意义如何可能理解习总书记所说的司法的核心职能是权利救济、定分止争和制约公权和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四、中央事权化不能有效解决司法行政化问题 当下司法改革的针对问题之二就是司法（权）行政化。

司法行政化的实质是什么？司法权中央事权化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吗？司法行政化的实质是司法的非职业化，即本来属于司法职权内在要求的司法职业化让位于司法事权的人财物管理。[②]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将司法权概括为中央事权都必然产生内在的理论紧张。所以，司法活动的本质是判断，司法权的本质就是裁判权。最后，只有司法独立才能更好地实现其监督公权力的职能。首先，法院独立的本质是裁判权的独立，法官独立的本质是判断权独立。

一方面，既有制度中国家通过宪法授予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法院、检察院的组织权和监督权，主要原因并不是某些学者认为的基于我国地域辽阔的国情和管理便利的需要，而是能够更有效维护司法公正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大人财物的保障力度并不是简单让其实现类似所谓的高薪养廉，而是让其有接触和了解社会和持续深度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发挥法官独立的判断力和决断力。［摘要］法治和人治问题的历史碰撞与理论交锋延绵千年。

但是，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法律性文本中列举或穷尽法治应有的价值和追求，也无法停止或者中止这种持续的追求。三是英国宪法是个案判决保障人权的结果，而非保障人权之来源。在现代社会，没有哪个伯乐能够对众多的专业领域都有深入了解，伯乐对人才的选拔很可能挂一漏万。二是守法的统治，即依据法律的要求和方式来实施统治。

它表明，我国已经在长期争论不休的人治与法治两种治理模式之间做出了明确取舍。特别是文革十年，法制更是备受摧残和践踏，陷入了彻底的法律虚无主义。

当前，很多官员流行一句口头禅有法就无法，无法就有法，意思是有了法律就无办法做事，没有法律就有办法做事，这是典型的法律虚无论。（一）中华文化：人治论占据统治地位 在我国，人治论的思想可以追诉到春秋时期。（一）人治与法治的认知误区及其批判 长期以来我们关于人治与法治的问题存在很多不正确的认识，大体有四： 其一，中国自古以来缺乏法治的生长土壤。在这一时期，宪法被实际废除，刑罚被完全滥用，民法变得毫无作用，行政法已无存在余地，公民权利缺乏基本保障，整个国家法制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因为，坚定不移地走符合本国实际的法治道路，既是世界的发展大势，也是历史的经验总结，还是时代的现实呼唤，更是人民的殷切期盼。（四）法治 法治是指作为治理主体的人民运用预定的、稳定的、具有共识的制度和规则来引导、约束和规范百姓行为，促使其服从和接受其政策方针的治理方式。当然，荀子所主张的贤贤则强调所有公共职位都应当是有德行者来担任，在人治的理论主张中输入了一些朴素的民主意识。相较而言，法治建立于制度权威而非个人权威的基础上，因而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并且旨在创造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平等型社会关系，是现代社会最为有效的天下归心方式。

由此可知，德治、君主专制、宗教专制和法治是历史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四种治理模式，前三种都是人治的表现形式，德治是人治的优良展现，君主专制和宗教专制是人治的异化形式。着眼未来，这些被时代变革所过滤甚至扬弃的传统思想仍可以为我国当前法治建设提供一些思想源头的活水，为法治思维的运用提供一些内化标准。

法是规范载体，是外在的表。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家很少能够上升到现代法治论的层面来论述和推行依法治国的方略，也没有形成明确而系统的法治理论，但从他们许多关于法律的非系统的、零散化的论述中，我们仍可以推导和演绎出很多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吻合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和道德意蕴。

而且对不同的事项、不同的个体要求不一，往往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性。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鸦片战争后，西方法治思想东渐，出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在批评古代法家思想的同时，主张改革封建君主制，建立君主立宪制，实质上也只是用多数人治取代 少数人治。2013年1月，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法治中国的目标。这一目标非常清楚地凸显了我国法治建设目标的社会主义特色。三是伯乐也处于不被监督的状况，很可能存在用人不公。

毫无疑问，这一治理方式也有着其自身合理性，但是它在西方中世纪走到了一个极端，形成了对公民生活和尊严的全面控制和剥夺，因而被史学家描绘为黑暗时期。三是臣民自愿的统治，即不是仅仅依赖武力的专制。

在另一端，苏格拉底则可谓西方法治论鼻祖，他主张人们应当追寻只需服从法律的城邦。可见，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法治中国是我国法治模式的一体两面，展现了我国法治道路两个基本特征。

比如，他强调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法。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就必须坚决地纠正一些不正确观念认识和思维模式，充分认识到惟有法治方为国家治理的正道。

相较而言，法治建立于制度权威而非个人权威的基础上，因而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是现代社会最为有效的国家治理方略。这种对于德行的极度推崇必定走向人治的理论主张。西方的法治国理论是其理论源头，但也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并开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花朵。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尽管曾制定过一些行政法律性文件，建立了人民群众的申诉、控告、检举等制度。

一般而论，人是制度的唯一焦点，它是制度的制定者，也是制度的实施者，还是制度的调整对象，两者是无法分开的。在中国古代，儒家所倡导的礼治和仁政就是德治的理论基础。

这种理论本质上是王治 的人治。四、正本清源：法治是治国之正道 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治理机制曾长期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深刻精辟的阐述非但高度总结了中外历史的基本经验，也深沉地表达了我国未来发展必然追求、推进和践行法治的坚定信念。

恰如荀子所称：法者，治之端也，君主者，法之原也。其实，中国历代君主制的治理模式恰恰是走的这一叉道。总体来看，人治论在与法治论的历史交锋中始终占据巨大优势而最重要的是，试图将法律职业的行动和社会影响只局限于经济等非政治性领域的想法和做法，虽然是缺乏制约的公权力的天然诉求，但迟早会在历史的车轮滚滚中化为尘烟。

在西方学界，这个理论视角有两个分支，分别是哈里代和卡匹克（Halliday Karpik）等人提出的政治型律师（political lawyers）理论以及萨拉和施恩古德（Sarat Scheingold）等人提出的目标型律师（cause lawyers）理论。在1980年代，中国律师业的国家规范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干预理论中科层制国家形成早于资本主义市场发展的极端例子。

于是，如干预理论所言，同样处于萌芽期的中国法律职业被完全纳入了国家行政体制之内，律师是吃皇粮的国家工作人员，律师事务所是隶属于各级机关单位的法律顾问处，律师无论是在组织形式还是工作方式上，职业自主性都十分有限。可见，上述三个理论视角在理解法律职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各有侧重，干预理论强调国家和市场的宏观环境对法律职业规范体制的影响，动员理论强调法律职业在政治领域的集体行动，而共生理论则相对折衷，试图将法律职业与国家的社会结构与行动统一在同一分析框架之下。

政治型律师理论通过对于律师、法官等职业的跨国比较研究发现，法律职业天然具有政治属性，世界各国律师业的发展史虽然各有不同，但法律人对于温和政府（moderate state）、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公民权（citizenship）等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理念的追求却十分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职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政治自由主义而奋斗的历史。最后要强调的是，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政治型和目标型律师往往自称或被称为维权律师[28]，然而，所谓维权律师的概念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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